主观精神评注, 第37章

Kai Froeb

：沙勒

尤利乌斯·沙勒与埃德曼一样在哈勒任教，并处理了埃德曼的两个主题：《身体与灵魂》（1855 年）和*《人的灵魂生活》*（1860 年）。

他是黑格尔派，这是埃德曼本人说的——在他的*《哲学史》*中，并且附带了一个比归派更有分量的说明：

沙勒“曾立即以对黑格尔立场的辩护回击这些攻击，不仅在一篇自己的评论中，而且在一部自己的著作中”——《我们时代的哲学》（莱比锡 1837 年）。该书反驳了针对黑格尔的那些异议：说他是独断论、形式主义，说他否认自由，不给上帝保留位格。^[1]

其中有一个论证提前五年候着埃克斯纳。 沙勒指出，“那些以为能够用黑格尔的方法得出不同结果的反对者，实际上运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这是在分歧论证被提出之前对它的回答——而且从根上击中它：谁用同一方法得出别的东西，谁就没有运用同一方法。

尽管如此，他的语气不同于埃德曼或罗森克兰茨。 在 1860 年的前言中，他宣告，他“不[想]隐瞒我未能把研究推进到其外的那些界限”，他“无保留地揭示了诸般困难”，并“常常满足于仅仅澄清那些仍有待解决的任务”。

这是研究者的语言，不是体系家的语言——与罗森克兰茨“紧跟黑格尔脚跟”的纲领形成引人注目的对照。

他在学派中的位置，埃德曼精确划定： 沙勒属于中间派，与罗森克兰茨相傍——因为他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作出了很多让步，而这些让步为格舍尔和布鲁诺·鲍威尔所否认。费特克严厉批评了沙勒的*《历史中的基督》*，但承认他已达到“让步的极限”，并由此接近了施特劳斯。

而《身体与灵魂》有一个题名所不透露的收信人。 埃德曼在批判性文献中列了它，并给出了全名：《身体与灵魂。为澄清“炭夫信仰与科学”而作》——“专门针对卡尔·福格特和鲁道夫·瓦格纳而写”。

这就是唯物主义之争。 1854 年瓦格纳在哥廷根自然研究者大会上为灵魂与自然科学的相容性作辩护；福格特以*《炭夫信仰与科学》*回应——那些“思想是大脑的分泌物”的句子就出现在这部文字中。

因此沙勒的书不是对黑格尔解释的贡献，而是一次介入——它表明人类学被用于什么：在争论一年后，被用作反对把心灵事物等同于生理学事物的论证。

而沙勒来自自然哲学： 他曾开始撰写一部*《从维鲁拉姆的培根到我们时代的自然哲学史》*（1841、1846 年），第二卷之后中断了。埃德曼指出，他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接触之处”。

1860 年的目录表明他如何工作——而且证实了这个推测：他使用黑格尔，却不提他的名字。

他先历史式地开局，从莱布尼茨和赫尔巴特开始：单子、二元论、赫尔巴特心理学的“根本矛盾”。这是 1842 年的前沿的又一次，此时从另一端重新铺开。

然后“有机体的本质”分三步出现——而这三步全部见于黑格尔：

a. 目的论的考察，带有标明立场的提示词：“康德那未完成的、对机械论看法与目的论看法加以中介的要求。”这恰恰是黑格尔内在合目的性所成就的事。

b. 生命过程的经验直观——沙勒列举：“构型、同化和类属的过程。”这正是黑格尔对动物有机体的划分，一字不差（§§ 352–376）。

c. 关于有机体的物理学观点。

黑格尔的名字没有在目录中出现——他的概念却完整地出现在其中。对一部于 1860 年介入一场黑格尔被视为已被了结的争论的书来说，这不是不诚实，而是被人听见的条件。

而且这解释了那个语气。 谁想提出自己的事情，又不援引一个声名狼藉的名字，谁就必须逐个地展开那些论证——而他就必然成为沙勒在前言中所宣告的那种状态：揭开困难，而不是陈述体系。

因此就事情而言，他站在黑格尔派所站之处——只是在一个黑格尔所不识的前沿，并且无法援引他。

而这两部书所处的情境，正是本书自己描述的那种： 它们把一个反对带进一场不愿听它的争论——并如施特德罗特对沃尔夫所确认的那样，留在自己的阵营里。

这场争论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是罕见的：1842 年埃克斯纳的攻击，黑格尔派在后几版前言中的回应，以及 1844 年第二册中埃克斯纳对此的答复。人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追踪这场论战。